河北宣化郑家沟积石冢是近年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张家口一带实施系列考古探索取得的一项重要收获。这一发现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为探索中国传统古史洞开一扇窗户。其学术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首次明确在接近中原地区的张家口一带存在着一个红山文化的分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认识到在河北西北部张家口一带分布有红山文化的遗存，但是数量很少，档次不高，通常认为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对张家口一带产生文化影响的结果。然而，2021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张家口市展开系统的考古调查获得重大突破，发现积石冢134座。其中在宣化塔儿村乡至崞村镇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积石冢83座，在赤城县白河两岸发现积石冢38座，在阳原县桑干河流域发现积石冢6座，在下花园区洋河北岸发现积石冢5座，在涿鹿县发现积石冢2座。分布密集的宣化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的7个地点有9座积石冢。2022年至2025年对郑家沟一号冢发掘，基本明确了积石冢的营建形式、结构与内涵具有典型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积石冢的特征。如郑家沟一号冢建于一独立土台之上，残存平面呈梯形，面积约1448平方米。揭露出四重石护墙、三级土台，已清理墓葬90余座、祭祀坑180余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标本600余件（套）。这是目前发现的以中心大墓为核心，整体进行营建，形成三级土台结构，集祭祀、埋葬功能于一身，且墓葬与祭祀坑数量最多的一座大型积石冢。发掘的90余座墓葬有石棺墓、石匣墓两种，随葬品不见陶器，而玉器具有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特色。对24例人骨个体的全基因组测序研究，表明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具有很强的遗传联系，应属同一族群。这些现象已经充分表明，张家口一带的红山文化遗存不仅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而且是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分布在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揭露的180多座祭祀坑集中分布现象，体现出在一座积石冢内形成了独立而规模庞大的祭祀区，是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单座积石冢的新发现。

　　第二，首次明确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后延至距今约4800年。

　　红山文化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以往，通常将红山文化年代下限定在距今5000年，即红山文化结束年代在距今5000年或之前。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测定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一号冢M8墓葬木炭并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360年至公元前2920年（ZK-1354），但绝大多数研究者不以这个测年数据下限来推定红山文化的结束年代，而将一批红山文化末期遗存都作为距今5000年以前的遗存，导致长期以来不能将红山文化末期遗存放在一个距今5000年以内的年代框架中来认识相关的问题。郑家沟一号冢的发掘及对采集多种样品的系统测年，明确6个人骨样本测年数据多在距今5334年至距今4896年，7个炭粒样品测年数据也多在距今5361年至4824年。结合郑家沟一号冢出土的文化遗存，首次将红山文化年代下限后延至距今约4800年提供了可靠凭证。这为研究红山文化末期遗存在距今5000年之内的学术问题打开了广阔的探索视野。

　　第三，为探索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社会信仰流行熊崇拜增添了关键证据。

　　红山文化晚期后段产生了大量熊文化遗存，如以往俗称的“玉猪龙”、玉兽面牌饰、玉兽首三孔梳背，以及1件石雕熊首等。然而，以往对这些玉雕作品不从熊的角度去认识，还将1件石雕熊首作为兴隆洼文化遗存。郑家沟一号冢发掘再次出土“玉猪龙”，尤其重要的是在积石冢第一层土台西北部一座石棺墓的东侧发现一件彩绘熊首泥塑，为认识这些玉雕作品属熊文化遗存及其社会作用和意义提供了关键证据。

　　彩绘熊首泥塑宽约20厘米，长约25厘米。经分析其制作过程为：先选一定的区域，将土台上的垫土进行基本塑形，再铺垫红、蓝、白三色小石块及片状穿孔珠饰，后用较纯净的黄土作为地仗层，再于其上涂刷一层白灰，最后进行彩绘。分析表明这件彩绘熊首泥塑经精心制作，制作工艺、结构、彩绘方法与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女神庙”内出土的壁画相似。这一发现可以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以往认识的所谓“玉猪龙”、玉兽面牌饰、玉兽首三孔梳背，都属熊文化作品，可分别称为“玦形玉熊”“玉熊首牌饰”“玉熊首三孔梳背”。第二，精心制作的彩绘熊首泥塑，显然具有特殊的用途，可能是以郑家沟一号冢为代表的社会单位举行宗教活动仪式而特意制作的。据此证明那些玉雕熊作品，尤其是玦形玉熊，是当时为举行宗教活动特意制作的，不是普通的玉雕作品，而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熊偶像，被当时社会成员所崇尚。被社会成员崇尚的各种熊偶像作品体现的应是当时社会流行熊崇拜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彩绘熊首泥塑发现于积石冢内，但不属某一座墓葬。积石冢内有专门开辟的祭祀区，有180余座祭祀坑，祭祀区和这些祭祀坑显然是为埋葬在积石冢内的逝者而举行祭祀活动的遗存，这种祭祀活动自然都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各种宗教活动。在这种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宗教活动中存在熊偶像作品且产生以熊偶像作品为中心的活动仪式，说明当时的熊崇拜与祖先崇拜已经交织在一起，熊崇拜和祖先崇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认识，郑家沟一号冢彩绘熊首泥塑的发现，为探索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社会信仰流行熊崇拜增添了关键证据。

　　第四，印证46年前苏秉琦先生跳出中国传说时代三集团说桎梏，布局在张家口一带探索黄帝有熊氏文化遗存的思路是正确的。

　　自从1930年蒙文通首创、1942年徐旭生厘正中国传说时代三集团说以来，学术界一直将之奉为探索中国传统史学中炎黄时代的圭臬。然而，曾是徐旭生得力助手的苏秉琦却跳出中国古史三集团说桎梏，另辟蹊径，于1979年布局在河北张家口一带以考古实证的方式探索与黄帝有关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存。然而，1979年至1982年由张忠培领衔的考古队在张家口地区开展的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却与分布在这里的上百座红山文化积石冢插肩而过，令后人扼腕！所以，当辽西地区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存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揭露再现于世后，苏秉琦马上将探索的希望寄于辽西，强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在探索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意义。后伴随着牛河梁遗址群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遗存的发现及对其研究的深入，苏秉琦于1986年6月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全新概念，后又于1993年4月提到：“《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然而，当时将以牛河梁遗址群为核心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指认为黄帝遗存，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明确。

　　可喜的是，40年之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张家口一带的考古探索，相继发现了系列重要文化遗存，尤其是百余座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的发现，以及郑家沟一号冢发掘成果所体现的至少上述三项重要学术意义，即在接近中原地区的张家口一带存在着红山文化的一个分支，这个红山文化分支的年代在距今5300年至距今4800年，这个红山文化分支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后段的社会信仰相同，都流行着熊崇拜从而形成了一批熊崇拜文化遗存，且熊崇拜与祖先崇拜已经交织在一起。这些考古探索实证与中国传说古史中流行的“黄帝有熊氏”可以相互印证，且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唯一一批因崇拜熊而产生的熊文化遗存。印证46年前苏秉琦布局在张家口一带探索黄帝有熊氏文化遗存的思路具有前瞻性且是正确的。

　　张家口地区上百座积石冢的发现和郑家沟一号冢的发掘成果是近50年来不断探索红山文化的结晶，是红山文化研究继牛河梁遗址群发掘以来的又一突破，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揭示中国传说古史的突破。相信伴随着这一发现以及今后系列探索的不断突破，将为中国传统古史绘出一幅新颖的史实画卷。

　　（本文述及的张家口市发现红山文化积石冢及郑家沟一号冢发掘资料，引自以下文章：河北考古院等：《十大考古参评项目-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中国文物报》2025年1月21日；龚湛清、王继红、刘海文：《“宣化土石亦如金”——郭大顺先生访谈纪实》，《文物春秋》2025年第1期；龚湛清：《寻找河北红山文化璀璨星河》，《河北日报》2025年7月11日；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宣化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25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