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义四台遗址。

尖底罐底部。

楔形石核。

玉玦。

大口素面筒形罐。

石铲。 本版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赵战护

11月2日，“旧新石器过渡学术研讨会”与“东亚地区的农业起源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国内文物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们围绕“动因——环境生态”“文化与技术”“适应策略——生业、资源与人群”“国际视野”等4个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专家们的发言和讨论中，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不断被提及，成为高频词汇。

尚义四台遗址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期的无缝衔接，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再添实证，为研究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人类群体从流动向定居形态转变、早期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尚义四台遗址考古工作已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北北部旧新石器过渡模式研究”等项目。

一场大雨，浇出不寻常的“旧新石器过渡”遗址

11月，辽阔的冀西北已经天寒地冻，四台遗址本年度考古发掘接近尾声。

因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一年之中仅四五个月时间能“动土”。今年，考古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越来越多的发现让人们对四台先民的村落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社会组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河北地域广阔，地貌特征丰富。这处遗址位于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村子附近是贾格生淖，遗址就位于西侧坡地上。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说，这里地处河北西北部坝上高原地带，地属蒙古高原东南缘，即农牧分界线的草原通道上，地理位置优越。

2004年，一场大雨不期而至。雨后，村民偶然发现了这处遗址。考古专家闻讯而至，初步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2015年至2018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特色鲜明的陶罐、石器等遗物，引起考古界的格外关注。

2016年，当地考古工作者将部分器物带至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见到这些器物时惊呼：“这东西太重要了！这个遗址是河北自发现磁山文化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又一重大发现！你们要把今后的工作做细、做好！”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四台遗址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工作。该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展示了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罕见的多层堆积。根据测年，该遗址文化遗存年代在距今10400年—6400年间，是我们认识华北北部，乃至东北亚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过程的重要一环。

数年来，河北考古工作者不断融入新方法、新科技，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该遗址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期的无缝衔接，为研究旧新石器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早期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系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面貌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将燕山南北、长城沿线和辽西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

多项“之最”，揭示史前社会“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旧新石器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一次伟大革命。四台遗址之珍贵，首先在于其罕见的多期文化遗存，既揭示了新旧石器过渡阶段，又更多地体现着新石器时代的因素。其考古发现，揭示出多个“之最”。

目前，主要发现了距今10400年—6400年间的文化遗存，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年—9000年，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年—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年—7100年，发现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距今6800年—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寰底罐为代表的遗存，显示出与更远的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这些地层堆积清楚、年代明确、罕见的多期文化遗存，为建立中国北方旧新石器过渡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中华文明的孕育过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房址，是四台遗址极为重要的发现。在遗址中，发现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这些数量丰富，且有一定布局、明确结构和完善功能的房屋群建筑遗迹，系在中国首次发现，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半地穴房屋和聚落的雏形，是目前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定居村落，揭示出人们从旧石器时代群体流动向新石器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

居有定所，那么，生业如何？旧新石器过渡，有时也被称作农业革命。在四台遗址中，逐渐有了居住地的先民们，能成组配套地使用工具。他们不再仅仅是依靠狩猎采集的觅食者，而是逐渐开始栽培驯化的生产者。对该遗址万年前后的发现进一步研究表明，特定的狩猎采集经济模式支撑下也会出现一定量的定居生活，并且在农业资源相对贫瘠、环境变化敏感的边远地区，反而可能较早地得到发展。在第二期遗存中，发现距今7600多年的炭化粟与黍颗粒，是继东胡林、兴隆沟、兴隆遗址之后，再次发现粟、黍等植物遗存。同时，四台遗址还发现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铲类翻土工具，并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结合淀粉粒、植硅体等微体遗存等综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年前后，四台先民已能够栽培粟、黍。这些发现为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增添了新的实证，也为我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考古人员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测定，获得了从万年左右至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分析，气候从万年前温凉偏干向七八千年前温湿环境持续转变，均显示出这一时期为“森林—草原”景观，河湖水源相对丰裕，先民不仅能采集到藜属、菊科等植物籽实，还能捕捞猎取到蚌、螺、蛙、鱼、雉、野兔、刺猬、犬、獾、梅花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动物来食用，并且已经开始驯化狗。相对优越的环境与动植物资源，适合人类过定居生活。部分动物骨骼被进一步加工成生产工具或装饰品，彰显出创造力和爱美之心。

这些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四台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华北北部发现的一处年代最早、内涵最丰富、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目前最早最确切的定居村落、数量最多的早期陶器、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等发现，揭示出史前社会发展中“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一条根脉，丰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距今约万年前，是华北北部“新石器化”全面启动的关键环节。数年来的坚守和深入研究表明，四台遗址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实证，丰富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目前，一个久远的时间脉络逐渐勾勒出来——

此前，泥河湾盆地建立起距今176万年—1万年人类发展演化序列，而尚义四台遗址则发现距今10400年—64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此外，宣化郑家沟积石冢、崇礼邓槽沟梁龙山石城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都呈现出冀西北远古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年代连续，只是一个方面。就内涵而言，相关研究收获更为丰富——

四台遗址早期正处在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第一、第二组文化遗存中，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房址结构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征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以石器为例，早期打制石器较多，磨制石器少且体量小，越往后期磨制石器越多，打制石器不断减少。发现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展现了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上承距今1.6万年—0.8万年的发现较多楔形石核、较少锥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下启发现较多锥形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成为两个遗址之间细石器转变的关键一环。而且，其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发展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无缝衔接。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北部人类主要居住在泥河湾盆地及其周边洞穴中，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开始走出洞穴，来到相对开阔、水源充足的旷野上挖穴建屋，捕捉动物，采摘植物果实，围着火塘烤火取暖，还用陶锅煮食，逐渐由穴居向定居生活过渡，并逐渐发展农业生产活动。四台遗址就是呈现这一变化的很好例证。

迄今，四台遗址发现陶器残片数量多，系同时期出土陶器遗物最多的遗址。不仅有平底器，还有尖底器。陶器陶质较疏松，器型主要为筒形罐、尖底罐、板状器，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以及刻划的菱形格纹。其中，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得到延续和发展，故而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

这些发现，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共同的文化根源。

因此，四台遗址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代表了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这是目前发现的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其所反映的区域文化特征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大文化区——“燕辽文化区”，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古代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尤为可贵的是，四台文化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提供了全新视角。迄今为止，冀西北坝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约百余处，大多分布在山区、河谷、湖泊周边地带，较为零散，面积有限，但始终有一条传承发展脉络。从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发现来看，先民们一直在居住方式、生业经济、手工业传统和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着诸多创新创造。

定居起源、农业起源、旧新石器过渡……兼收并蓄的四台遗址描绘了人类社会演化的诸多新路径。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生产，“四台人”在与环境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从游猎到定居，“四台人”在与周边的交融中不断更新内涵……这些为延伸历史轴线、追溯中华文明源头、讲好远古中国故事、实证中国万年文化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作者系尚义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