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赵战护

尚义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04年发现，2020-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和研究，2023年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

主要发现

目前主要发现了10400-6400年间的文化遗存，遗迹主要为50余座房址（图1），出土陶、石、骨、贝类遗物15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一期遗存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距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一些遗存，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中，尤其以第一期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旱作农业因素突出。

图1 遗址发掘区局部

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左右。

发现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地面皆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图2、3）

图2 F10

图3 F1

还发现双间排房，西北—东南向，北室与南室通过中部的过道联通成排，过道底部残留踩踏面（图4）。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等（图5、6）；细石器多为锥形细石核、楔形细石核、细石叶，以及楔形石核和预制石核毛坯，工艺成熟，原料多为燧石、玛瑙等（图7、8）；磨制石器骨器主要为研磨器、磨盘、棒杵（图9）；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色，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划纹、网格纹，器形有平底罐、尖底罐、板状器等。其中，2020F8内出筒形罐陶片为两段式纹饰，上部饰六圈半圆弧状戳印纹，下部饰刻划的菱形网格纹（图10）。另有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动物骨骼等。浮选发现蓼属、藜属、禾本科、橡子等炭化颗粒及微体遗存。

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7700-7400年左右。

发现17座半地穴房址，成排分布，面积8-12平方米，平面多为圆角方形和圆角长方形，灶多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个别房址发现东南向短斜坡门道、壁龛和多个灶。五座房址地面发现数量不等人骨。房址地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及少量动物骨骼等遗物（图11）。打制石器主要是石球，有的局部磨光；磨制类石器有磨盘、磨棒、磨杵、有肩石铲、穿孔饼形器等(图12、13）。陶器主要是素面夹砂小平底筒形罐、大口筒形罐（图14、15）。骨角贝玉器除了常见的骨针、骨锥、角锥外，还有单刃和双刃嵌石叶骨刀、有孔发声器等（图16、17），还有一些穿孔贝饰、玛瑙珠等饰品以及玉玦（图18、19）。浮选样品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橡子皮壳，并且发现有炭化的粟与黍（图20）和微体遗存。

第一期文化遗存，美国贝塔放射性实验室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25个万年左右和和15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河北师范大学对典型陶器进行光释光测年获得4个万年左右的数据。浮选的植物目前主要发现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组合指示这一时期是稀疏森林—草原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食草类动物在周围活动频繁。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种类有蚌、螺、蛙、鱼、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能存在家养。第二期文化遗存中浮选出炭化的粟、黍颗粒，还发现驯化的粟、黍淀粉粒。

初步认识

1.构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完整证据链。上万年房址的发现，标志着人类从流动性生活方式向定居形态转变，人类生业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而且，从房址结构，出土陶器、石器等特征来看，都呈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一个发展过程，上承距今1.6万-0.8万年发现较多的楔形石核、较少锥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下启发现较多锥形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成为两个遗址之间细石器转变的关键一环，而且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发展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链接。

2.建立起燕辽文化区文化谱系。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都非常成型，细石器、板状器、戳印纹的陶片组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陶器戳印的纹饰有的像“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的易水流域的北福地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窝点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这些发现将燕山南北地区、长城沿线、辽西地区联系起来，可称之为“燕辽文化区”，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3.有效推动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研究。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炭化的粟与黍颗粒，它是继东胡林、兴隆沟、兴隆遗址之后，再次发现粟黍等植物遗存，而且，四台遗址发现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铲类翻土类工具，并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并结合淀粉粒、植硅体等微体遗存等综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7400年前后，四台先民栽培农业已经占有一定地位，四台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为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增添了新的实证，为我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4.为生业与环境关系提供范例。地球在经历“新仙女木事件”之后，进入了一段温长的回暖期，根据四台遗址的初步研究结果，遗址在距今11000-8000年左右的全新世早期，植物资源较为匮乏，降水较少，属于较为温凉偏干的阶段，孢粉分析结果显示此时遗址周边蒿属、藜属的植物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同时也分布着少许木本植物，这一时期的人类主要靠采集来的食物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植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前后四台先民主要利用小麦族、橡子、块根块茎类、蒿属、藜属植物资源。

距今8000-7000年，当时蒙古高原迎来了全新世大暖期，气候属于比较暖湿的阶段，遗址周边发育栎属等乔木花粉最高，显示地貌主要为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所占据，暖湿环境使得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能够茁壮生长，而竹亚科、芦苇的发现及湖泊沉积物、孢粉分析，表明遗址周围有丰富的水域环境，这些都有利于粟类植物的生长，为四台先民驯化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加之前一阶段先民对粟类植物的长期采集、利用，已经掌握了关于粟类植物生长所需条件以及生长特点的知识，由此四台人逐步减少对植物采集，进而有意识地开始了对粟类植物大规模的利用及驯化。此时四台先民依然采集小麦族、橡子、块根块茎类植物，但驯化粟类植物已经是先民比较重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经济不断在挤压采集经济的占比，但仍然没有超过采集经济的比重。

动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年前后，遗址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稀疏—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也表明四台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到了距今7700-7400年前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极少。

这些都表明四台先民采用的是广谱性生计策略，距今10000年前后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距今7700-7400年依然是狩猎采集经济，但旱作农业经济比重大幅上升。这些充分表明环境与人类活动和文明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5.延伸历史轴线。泥河湾盆地建立起了176万年到1万年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演化序列，尚义四台遗址发现10400-64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大大地延伸了历史轴线。遗址万年前的房址，结构形制统一、明确，且数量多，开中国北方地区定居之先河，将北方地区定居史的轴线延伸至万年前。而定居是农业的前提，遗址第二期文化时期，粟黍栽培农业占有一定比例，且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野生性状粟类淀粉粒在减少，驯化性状淀粉粒在上升的态势，进而表明在冀蒙交界地区存在粟类植物起源与驯化的完整过程，从而将北方旱作农业史很可能延伸到万年前。万年左右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都体现出高超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最终这些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学术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尚义四台遗址10000年前后房址的发现，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是北方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定居村落。其文化面貌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长城沿线和辽西地区联系起来，形成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是探索中国北方走向农耕定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格局、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旱作农业起源的关键性发现之一，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